昆仑山下的于阗(今新疆和田地区)自西汉以来就处于丝绸之路南道重要的位置。在近百年考古发掘中,和田地区发现了多处古城遗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流沙将千余年前的壁画、雕像、丝织物、文献资料保存在一座座沙丘之下,这些文物遗存见证了丝绸之路多元文化的历史。古代于阗不仅是丝绸、玉石传播之路的枢纽,也是佛教东传必经之地。魏晋以后,于阗源源不断地向中原地区输送佛教经典,成为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地点。
行走在和田地区策勒县达玛沟空阔的沙碛荒滩上,时常能见到塔里木兔穿梭于草丛中。周围的牧羊人为了储备羊群过冬食用的青贮饲料,会在放羊的时候顺便收割芦苇带回羊圈。
2000年春天,当地的一位牧羊人在托普鲁克墩附近割草时发现了一尊佛像,从而揭开了达玛沟区域佛教遗址群考古发掘的序幕。
2002年9月,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移走一座高大的沙丘,清理掉一层层黄沙后,达玛沟沙丘下埋藏的佛寺显现出来,此处被命名为“托普鲁克墩佛寺1号遗址”。
托普鲁克墩佛寺的面积不足4平方米。佛寺虽小,却是建筑、雕塑、绘画三者完美的结合,可谓集宗教美学、文化真谛和艺术魅力于一体,既表现了犍陀罗艺术的浪漫与洒脱,又包含了东方式写意的高雅与宁静。佛寺的壁画突出地表现出西域风格,又融入北齐大画家曹仲达“曹衣出水”般精彩绝伦的画技,充分展示了多民族文化的水乳交融。
托普鲁克墩佛寺遗址坐北朝南,南北长2米,东西宽1.7米,建筑基址呈长方形。佛寺系木制框架结构,以榫卯衔合,四壁以木骨为架构,间有苇草,外敷草泥而成。墙壁上部残缺,现存高度1.38米。佛寺门位于南面墙壁的中央,有一泥塑主尊佛像紧贴于北墙壁,结跏趺坐于覆莲台上。莲台下为须弥座,须弥座基座上有三层台阶,台阶正面可见彩绘石绿色卷草纹。主尊佛像背后的泥壁上绘有背光、项光,背光外缘为贴塑彩绘茛苕叶纹,向内依次分圈彩绘,所绘图案有细联珠纹、莲瓣纹等。
▲托普鲁克墩佛寺正壁、主尊塑像旁边的立佛像。立佛具头光、身光,披朱红色袈裟。
托普鲁克墩佛寺东面墙壁的壁画上部已经残损,壁画布局以两尊立佛为主。立佛下部为须弥座,跣足立于莲蓬垫上。立佛具身光,身着白色袈裟。北侧立佛的两侧各有一身菩萨。考古调查报告中对此身菩萨有一段详细的描述:“菩萨面相清秀,身材苗条,细腰丰臀。发披于肩后,头戴花蔓冠,宝缯垂于胸前。右手上举胸前,似拈举一朵莲花。菩萨身前和身后下侧空处点缀莲叶,身后空处绘两朵莲蕾。”这身菩萨像可能受犍陀罗绘画艺术的影响,如菩萨头戴冠饰,上身不着衣,颈、背戴有饰品,一手持莲花,一手握叵罗或净瓶,这些在犍陀罗风格壁画中均有所见。
考古队清理佛寺时,于南墙壁下发现一菩萨壁画残块:菩萨坐于细方格纹椭圆形垫子上,垫子上叠压一长方形绿色垫,绿色垫之上为一较大的莲蓬垫,莲蓬垫之上为长方形罽毯。罽毯为红色,有黑色边框。菩萨跣足倚坐,双足落于莲蓬之上。
▲托普鲁克墩佛寺中的半支迦鬼子母夫妇壁画残片(局部)。
佛寺内尚有多处壁画残块:其中的一处残块上绘有三身坐佛像;天花板千佛壁画残块上绘有上下排列、大小相近的三排千佛。壁画残块中引人注目的为一女性头像,面相秀美,眉目细长,黑发卷曲,头戴金属冠,以簪子固定于发间。令人惋惜的是,托普鲁克墩佛寺主尊佛像头部已完全损毁,且难以修复,因而对主尊佛像的风格有不同的猜测。以往在和田地区发现的古佛寺遗址中也尚无相同类型的佛像可作为比照、参考。
2006年5月,在毗邻托普鲁克墩佛寺以西70米的一座沙丘之下,考古队又发现了一处佛寺遗址,命名为“托普鲁克墩佛寺2号遗址”。托普鲁克墩佛寺以北的达玛沟喀拉墩荒漠沙丘中,也发现一座规模较大的喀拉墩佛寺遗址,出土文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引人注意的是,三座佛寺都坐落在达玛沟南北向古河床一侧的绿洲上,相同地理环境中的三座佛寺必然存在某种关系。
据考古调查报告称,托普鲁克墩佛寺中的主尊佛像,经碳14测定年代距今1424年前后,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618年-公元656年,表明托普鲁克墩佛寺主尊佛像时代大约在公元6世纪-7世纪之间。从三处佛寺遗址形制上看,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为小型像殿佛寺,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形制为回廊像殿,达玛沟喀拉墩佛寺遗址因没有完全清理尚未确定形制。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巫新华说:“如此密集的佛教遗址群的出现,说明当年这里佛寺林立、香火兴旺的繁盛场面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自公元6世纪佛教传入以来,于阗就是塔里木盆地香火最为鼎盛的地方,内地很多高僧大德西天取经首先到的都是于阗,可以说这里就是中国佛教的‘小西天’。”
达玛沟托普鲁克墩佛寺遗址和喀拉墩佛寺遗址的建筑形制、壁画与出土文物,对于我们了解古代和田地区的佛教、民间佛教信仰、佛教塑画技法,以及研究和田与中原地区、河西走廊、西藏等地的佛教交往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完)(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